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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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时不难发现，我们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了解远非直截了当。关于外部环境的信息来的或快或慢，但只要我们认准了自己头脑中那副图景是真实的，就一定会将这副图景等同于外部环境本身。我们很难对加诸自己头脑并影响自己行为的那些信念进行反思，却又总是自以为是地嘲笑其他民族或其他时代的人所迷信的世界图景是多么荒诞不经。在这种”事后诸葛亮“的优越感的影响下，我们坚持认为”他们“需要了解的世界与”他们“已经了解的世界往往判若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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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人物，哪怕终其一生，通常也只能通过一种虚伪的人格为民众所知。所以老话才说：”仆人眼中无英雄“（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人们所了解的永远只是事实的冰山一角，因为即使连”仆人“或”私人秘书“这样的角色，也往往是虚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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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甚或在战争陷入僵局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情绪被扇动起来，被人们用以容纳冲突、选择、迟疑和妥协。我们会在后文中看到，舆论的象征以为常常就是利益平衡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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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物产生感觉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自己头脑中为该事物勾勒的形象。正因如此，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他人的思想以后，方可真正理解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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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能看出来，这位饱受家庭纠纷困扰的少女产生了某种完全虚构的幻觉，而构成这一幻觉的要素包括一个外界世界、一种埋在心底的迷信、一场充满懊悔的情绪波动，以及女儿对父亲的爱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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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在特定情况下对虚构出来的事件作出和真实事件一样剧烈的反应；而在很多时候，那些虚构出来的事件恰恰就是在人类自己的参与下构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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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对比自己无知的人所讲的话心存质疑、从不将道听途说的内容当做事实真相的人，也变得凤毛麟角。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我们必须格外注意一个共同因素的存在，那就是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的那个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针对这一拟态环境做出的。不过，这些行为（behavior）如果是具体的行动（acts），其产生的后果就不是作用于催生了这些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那个实实在在承载了这些行动的真实环境了。如果这些行为并非具体的行动，而是我们所泛称的“思想感情”，则其会在极长的时间内维系虚拟世界的存在，直至虚拟世界内部出现明显的断裂。不过，当拟态事实（pesudo-fact）带来的刺激导致了针对具体的人或事的行动，冲突就会迅速发展起来。紧接着，一些情绪排山倒海般袭来：头撞南墙的情绪、汲取经验教训的情绪、亲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谓“用一系列残忍的事实谋杀一个美丽的理论”的悲剧的情绪，以及因不适应环境而不安的情绪。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必须通过“虚构”（fiction）这一媒介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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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环境在总体上过于庞大、复杂，且总是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对其深刻理解，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对如此微妙、如此多元、拥有如此丰富可能性的外部世界应付自如。而且，尽管我们必须在真实环境中行动，但为了能够对其加以把握，就必须依照某个更加简单的模型对真实环境进行重建。这就像一个人若想环游世界，就必须有一张世界地图——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依靠一张不是在波西米亚海岸绘制的地图实现自己或他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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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舆论的分析就必须从厘清下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始：行动的环境、人们头脑中关于那个环境的图景，以及人对于从环境中资深出来的那副图景做出的反应。这一切就像一出要求演员本色出演的戏剧，剧中情节并不仅仅是虚构的表演，而且深深嵌入了表演者的真实生活。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便时常以高超的技巧去展现同时包含了内在动机与外部行为的双重戏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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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对训练有素的律师而言，先等待有关反馈，再发表评论，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评论往往与质询同时出现。虚构的事实通常由于符合人们的预期而被当作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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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只想反思一种遍及世界的奇特现象，即人们如何受到其脑海中拟态环境的刺激，而对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施加行动。相互进攻的两个国家往往各自坚信自己是出于自我防卫；彼此交战的两个社会阶层往往同时声称自己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尽管这一现象可能只是刻意的政治谎言，但政治学仍然有必要那些不是谎言的现象加以解释。我们可以说，以上情形中的冲突双方根本身处不同的世界；或者说，其虽身处同一世界，但所思所感完全在不同的世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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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毫不怀疑作为动物的人类的不同个体之间必然存在显著的生理差异——没有才怪。但是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其对于环境做出的反应。作为一种拥有理性的动物，在尚未确定行为环境具有值得衡量的相似性的前提下，就先去总结行为的相似性，此类做法实在过于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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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环境”概念的提出，正是对人的天性与环境条件两者加以综合的结果。仅凭对人的行为的观察，便去斩钉截铁地描述人的本质、预测人的未来，甚或试图直接归纳社会的基本环节条件，都不过是夸夸其谈而已。“拟态环境”的概念可以表明这种夸夸其谈的无效性。因为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人对于宏大社会的事实信息会做出何种反应，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人对于宏大社会中的某个极其有限的片段图景会做出何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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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任何时间点上的行为都是基于其彼时彼刻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想象。这种想象能够决定人们为何事而奔忙，产生何种情绪，怀揣何种希望，却无法判定人们最终会取得何种成就，以及事情将会迎来何种结果。
如果我们试着用趋利避害的原则来解释社会生活，便会很快发现这种享乐主义的思路回避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假定趋利避害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目标，那么人们何以认定某一种方式就一定比另一种方式更“趋利避害”呢？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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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舆论所涉及的内容往往是间接的、不可见的、难以捉摸的，它们无法变得明晰——舆论中所指的环境，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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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首先要考虑哪些因素阻碍了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这些因素包括：人为的审查机制、社会交往中的阻绝因素、人们每天用于关心公共事务的时间的匮乏、以过简的信息叙述事件所导致的事实扭曲、用有限的词语来描述复杂世界的难度，以及人们因不愿打破稳定的社会生活现状而怯于直面事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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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选举基础多么牢固，除非有一个独立的专业机构能够将那些“看不见的事实”揭示出来，是决策者对其加以理解，否则决策过程就不可能是理性的。
第二部分 通向外部世界之路
第二章 审查与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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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把这叫作宣传。宣传家能够阻止人们对事件形成独立的见解，他们对新闻进行操控，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即便这个目的打折爱国的旗号，但操控就是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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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生的事情被越少人知道，监控人们的行动就越容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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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有机会接触真实环境的人，总会在认识真实环境的过程中产生误解，而这种误解是不可控的，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这个人往哪里看、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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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时间、处于特定目的，一些人会将一些事情对另一些人保密。一些事情会因“公开后不符合公共利益”而被保密，但如今这个保密的范围正在扩大，保密的理由则变成了只要某些人认为该事项不关公众的事，就可以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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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形成一个观点时，也许你对事情的真实情况远谈不上了解。而这一警示本身就能帮助我们避免一些认知上的谬误。
第三章 交流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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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收入的多寡深刻地影响着其接触外部世界的范围。只要有钱，信息交流中几乎任何有形的障碍都可以克服：花钱可以旅行，可以购买书刊，可以了解世上一切已知的事实。个人和群体收入的高低决定着交流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是人们的观念也会影响其对收入的支出，又受到诸多限制，原因便在于人们在消费上往往是自以为是和自我放纵的。
有些养尊处优的人将大部分闲暇和闲钱勇于开车兜风和品评汽车，用于打桥牌和评论牌局，用于观看粗制滥造的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用于喋喋不休和臭味相投的人唠叨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中，人们并不会面临审查、保密、高成本等信息沟通的障碍或壁垒，而只是受困于生活的了无生趣，以及自己对于人类生活的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尽管与外在世界沟通的渠道畅通无阻，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等着他们去探索，但他们对此视而不见。
他们的一举一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拴着，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半径内活动，而这个半径就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规则及其框定好的熟人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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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言谈中，我们常常会用“人们都说……”这个表述。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交圈子中，有一部分人始终在扮演这一表述中的“人们”的角色，这部分人与我们的关联最为紧密，其对特定事物的态度对我们的影响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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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地位的衡量标准并非收入的多寡。这是因为，至少对于第一代人来说，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并不是收入状况，而是其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也许要经过一两代人的沉淀后，工作性质的重要性才会渐趋让位于家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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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于一个圈子的归属感，会更多地与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以及生儿育女的行为相关；更确切的说，这种归属感涉及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追求。正因如此，在社交圈子中，人的观念会受家庭传统、面子意识、礼仪教化、品味和格调等方面的标准的影响，这些标准就是一个社交圈子自身形象的图示，这一图示会被延绵不绝地植入子孙后代的观念。该图示中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一个社交圈子内部对其他社交圈子的地位形成的整齐划一、心照不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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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地位和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看到、听到、读到、体验到什么，以及哪些信息能够被获准传达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听到、读到和体验到，那也就难怪我们会更习惯于进行道义判断而非展开建设性的思考。但是，想要进行有效的思考，首先要避免进行判断，这样才能重获一种单纯的视角，摆脱情感因素的影响，令自己充满好奇心并且襟怀坦荡。
第五章 速度、词语和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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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如同货币般反复流通，今天被用来唤起这样的图景，明天又被用来唤起另一种图景。同样的词语在报道者的脑海中唤起的内容并不一定和其在读者的脑海中唤起的内容相一致。理论上说，即使所有的事实及联系都有独一无二的名称，且这些名称为所有人公认，那么在交流中就能完全避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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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掌握的词语不足以充分传达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正如让·保罗（Jean Paul）所言，“任何一门语言都是消退了的隐喻的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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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很大，牵涉到我们自身的种种情况又往往错中复杂，信息则始终处于相对稀缺状态，故我们的观念有很大一部分根本就是基于想象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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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头脑清醒，指的就是有能力分辨出表面的相似性、注意到差异性，并对多样性有所理解。这是一种因人而异的能力。不同人的头脑清醒程度或许是判若霄壤的，甚至如同一个婴儿和一位正在从事严肃研究的植物学家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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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坐车、不开车的人是不大可能看出一辆福特车、一辆出租车和一辆其他普通机动车之间的差别的。但如果一个人有私家车并自己驾驶，且像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对汽车产生了“力比多”（libido），那他只需隔着一条街看一眼不同车辆的尾部，就能说出其化油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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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经过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方可逐渐了解不同事物的功能。对于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人来说，世界是千篇一律、没有差别的，一如某人描述某个哲学学派时所说的那样，所有事实都是自由而平等的。世界上那些混作一团的事实尚未与那些碰巧在人类意识中已经被梳理通顺的事实区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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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工业主义环境下，我们的思想浸泡在噪音中；若说我们的辨别力常常变得愚钝，那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此。这是一个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实验中均被证明为不利于思考的环境，而统治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把控着人们的生死与幸福。当环境使思想寸步难行，“不可承受的思想负担”就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负担。思想本应该像舞蹈一样，既令人心旷神怡，又让人感觉清爽、自然。
那些工作职责中包括“思考”这一项的人明白，自己每天必须挤出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否则思考根本无从谈起。然而我们又以文明社会的名义去粉饰、歌颂生活的烦乱，全体公民就是在这样一种糟糕到无以复加的环境中履行着岌岌可危的政治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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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舆论在对其环境进行观察和反应的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偏折，如审查和保密行为在信息源头设置的阻碍，物资和社会环境条件加诸信息接收层面的限制，以及注意力的缺乏、语言的贫乏、各种使人分心的干扰、无意识的情绪积累，还有单调生活的消磨、暴力、枯燥……所有这些都影响着舆论对环境信息的反馈能力。信息本身便已扑朔迷离，上述限制又成为横亘在我们与环境之间的障碍，这使我们想清晰、公正地把握真相变得无比艰难，使我们常常产生远离事实的假想而非建设性的观点，使我们无法对那些扰人视听的人进行充分的核查。
第三部分 刻板印象
第六章 何谓刻板印象
65 然而，在时间、空间和数量上，我们的见解又必然覆盖比我们所能直接观察得到的事物更为广泛的范围，这部分见解便是由他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凑出来的。
然而，即便是亲临现场的目击者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再现事件的全貌。经验似乎表明，目击者对现场的印象会在事件过后变淡，但在讲述事件经过时又会习惯性地添油加醋。他一心以为自己是在叙述事件原本的始末，可实际上他将的是经过自己改造后的版本。人意识中留存的信息绝少保持原貌，而大多经过了意识的局部再创造。一则关于事件的报道，是事件的认识者和事件本身相糅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对事件进行观察的人总会对信息做出一些过滤和改造。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从哪个角度去观察，以及我们在观察时有哪些习惯。
66 陌生的事物在我们的眼中，就是一团移动的、散乱的、无法辨识的虚像。而我们若想通过了解新事物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即养成一种习惯以令自己对眼前的事物有迅速、明细的洞察，那我们就必须要攻克一道难题：在事物模糊、易变的特征中，去捕捉其连贯、稳定的属性。
67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非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在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中，我们会优先认出自己的文化里已有定义的事物，然后又倾向于按照文化业已在自己脑海中设定好的刻板印象去理解这些事物。
68 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曾指出：“同一物体几乎可以呈现为无数种形状…而我们是如此迟钝和麻木，竟致无法在脑海中轻松地回想起一个物体的清晰、确切的特征和轮廓，我们只能回想起因艺术过往对该物体进行过的描摹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事实更甚于此，因为赋予世界某种刻板印象的，并不只是绘画、雕塑、文学等艺术形式，还包括我们的道德标准、社会哲学思想，以及政治煽动等。在下面这段引自贝伦森（Berenson）先生的表述中，用“政治”“商业”“社会”等词汇去替换“艺术”一词，道理照样说得通：“……除非艺术学校的教育同时会教我们如何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事物，否则我们会很容易陷入一种习惯性的束缚，模式化地套用我们所熟悉的艺术表现方式去观察眼前的一切事物。这就是我们关于艺术真实性的标准。在观看某人的作品时，若其呈现的色彩和形状，未能立即迎合我们有关色彩运用与表现形式的那些既匮乏又陈腐的经验，我们就会摇着头认为它没能再现我们自认为熟知的事物，或者指责其矫揉造作。”
70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些自以为是的观念，当我们因不了解这些观念而无法对他人的行为予以完全的理解时，处于公正的原则，我们就不仅需要掌握其解除了哪些信息，而且要了解其头脑中用以过滤这些信息的意识机制是怎样的。
72 如果未经训练，我们在观察中会倾向于选择性地识别我们熟悉的符号，这些符号代表着一些观念，我们会用脑海中贮存的图像将这些观念补全。
. 上述过程中存在着对于节约成本的考量。由于我们要从零开始并细致入微地观察和认识所有事物，却又由于精力不济或生活繁忙而无法将其归入各种类型，故通过刻板印象来观察外部世界就成了一种经济、便捷的方法。不过，在亲情、爱情、友情乃至敌对的关系中，我们没有捷径可走，而只能将对方当做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去认识。那些我们喜欢和欣赏的人往往是能够掌握每个人特性的人，他们不会将他人简单划分到某个类型里。因为，就算难以言表，我们凭直觉也能感受到，任何试图对他人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任何忽视他人独特性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中呈现出斯文扫地的局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双方人格不受侵犯理应作为公理得到捍卫，若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关系就是有瑕疵的。
73 刻板印象的产生和再现是我们的认知过程中最难以捉摸，也最为普遍的影响因素。我们总是在亲眼观察世界之前就被预先告知世界是个什么模样；我们总是先对某一事件进行想象，然后再去切实地经历它。除非教育赋予我们敏锐的观察力，否则这些预设的信息就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我们会习惯性地将事物区分为“陌生”和“熟悉”两类，强调两者的差别，然后熟悉感就会被放大，陌生的事物则显得愈发陌生。只要微笑的迹象就能将刻板印象激发出来，无论这一迹象是确凿无疑的，还是只具备模糊的相似性。一旦受到激发，刻板印象就会用原有的认知图去主导当前的认识过程，将记忆中被唤起的经验投射到当前的现实世界中。假如外部环境与刻板印象之间毫无相似性，这种用先入为主的老观念覆盖新认知的习惯将有害无益，变成纯粹的谬误。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外部环境与刻板印象还是有诸多的相似之处的。由于我们时常迫切地需要在认知过程中节省精力，于是便很难在认知过程中全然抛却刻板印象。离开了刻板印象，我们的生活将寸步难行。
最重要的是了解刻板印象的特质，并且时刻牢记我们在动用自己的刻板印象时是极易受到误导的。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的综合就是我们的哲学观。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的总和就是我们的哲学观。若我们的哲学观假定世界是可以被我们所掌握的规律阐释的，那我们就倾向于用自己掌握的规则去对世界上的事物做出描述和总结；相反，若我们的哲学观认为人只不过是天地间微不足道的存在，人的智慧至多只能理解浩繁观念中极小一部分，那么当刻板印象开始发挥作用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只不过是刻板印象而已，不但不值得我们顶礼膜拜，而且在其出错时我们亦会欣然对其做出修正。此外，我们还会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观念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产生的，以及我们为何会接纳这些观念。一切于人有启发的历史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澄清的。它是我们认识到不同的童话故事、学校课本、传统习惯、小说、戏剧、绘画、言论，是如何被分别植入不同的人的预设观念的。
76 我们或许可以谨慎地尝试去概括那些拥有相同教育背景和人生阅历的人之间的差异，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任务，也是难以达成的，这是因为拥有完全相同经历的个体几乎不存在，即便是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两个孩子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大一点儿的孩子永远无法体会家庭中年龄相对较小的那个孩子的感受。因此，我们不应基于比较人在天性上的差别，除非我们已完全对后天影响的差异了然于胸。例如，我们试着通过粮食产量来比较两块土壤的肥力时，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两块地是否一块位于爱荷华，一块位于拉布拉多；还要明确他们是否被耕种过、施过肥，是否曾被过度开发，以及是否曾被抛荒。
第七章 作为防卫手段的刻板印象
77 我们在本可追求客观、公正的见解时却往往坚持自己的刻板印象，除了在认识过程中节省精力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刻板印象或许是我们个人的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一种保护。
我们每个人都从习惯、偏好、能力、心理舒适度、内心期待等角度对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的充分适应。把我们的刻板印象组接起来，就是有关这部分世界的一幅连贯有序的图景。这幅图景或许不能完整地反映整个世界，却能反映我们所适应的那一部分世界。在这一部分世界中，万事万物均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式运行。我们会在这部分世界中感到心安理得，感觉自己就是它的一分子。我们已经顺利融入它的环境，对它的一切轻车熟路。这部分世界让我们感觉亲切、寻常、可靠，我们对其每个角落都熟稔于胸。尽管我们选择停下人生的步履栖居于这个世界意味着委身于某种束缚并放弃众多其他可能性，然而一旦我们融于其中，便会立刻如同穿上自己那双适脚的旧鞋般舒服。
因此，也就难怪当自己的刻板印象面临质疑时，人们会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根基都被撼动了。事实上，被质疑所撼动的，只不过是我们的世界而已；当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会拒绝承认真正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崇敬的人变得一钱不值、自己鄙视的人却高高在上，就会陷入精神崩溃。当我们固有的价值观遭到了其他价值观的挑战，我们的观念就会混乱。比如，对于那些从不把世俗的条条框框放在眼里并坚持我行我素的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温驯之人得永续”，真的是“在先的要在后”，真的是“无罪之人可投石”，那么他们的自尊心的基础一定会发生动摇。
刻板印象并不是中立的。其不仅仅是用有序的方式应对庞杂、纷乱的现实做出调整，也不只是一种认知的捷径，它还是我们自尊心的堡垒，是我们对于自己价值观、地位和权力的理解在外部世界里的投射。因此，刻板印象会因其情绪化特征而遭到批评。它是我们传统的守护者，有了它的守护，我们才能在自己业已占据的位置上获得安全感。
80 如果我们的实际所见和预先所想吻合了，刻板印象就会进一步强化，其效果就如同一个人预先听闻日本人很狡猾，紧接着便先后被两个不诚实的日本人欺骗一样。
若新的经验与刻板印象不符，则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已不具备变通的能力，或某些切身利益使其无法接受改变刻板印象所导致的麻烦和损失，那么他就会对这种不符嗤之以鼻，将其视为一种意外状况，并且认定其恰恰反过来证明了规律的存在；他还会对亲眼见证的心怀质疑、吹毛求疵，最后努力忘掉整件事情。而如果一个人仍然拥有好奇心和开放的思想，那么他往往能够接纳新的情况，并且以之为依据去修正旧的观念。在有些情况下，新的情形与刻板印象之间的矛盾可能十分尖锐，甚至使一个人整个既有的观念体系都受到了冲击，那么这个人或许会极为震惊，以至于对自己过去看待生活的一切方式都产生怀疑，并认为全部真相都与自己的认知相抵触。
第八章 盲点及其价值
84 刻板印象的世界并非迎合我们喜好标准的世界，而是符合我们预期的世界。如果事物之间有些联系，我们就会产生某种熟悉感，而且我们会感到自己正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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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尽管标准观念和现存观念之间总是相互影响，但真正影响人们日常行为的始终是现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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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新移民来说，美国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都令人大开眼界。这样的物质文明进步令美国人形成了一种用以观察世界的基础刻板印象：乡村会变换成大都市，普通的建筑会变为摩天大楼，小的会变大，慢的会变快，穷的会变富，少的会变多，一切都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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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评判地固守刻板印象不仅会使我们对许多本应被纳入考虑的东西视而不见，而且一旦日后反省、总结，刻板印象土崩瓦解，那么即便自己当时拥有一些智慧，对重要问题也做了一些严肃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果也会一并坍塌。
第九章 规则及其破坏者
93 我们在面对某些事物时，哪怕只是捕捉到了一点片面的、模糊的相似性，也会唤醒脑海中积存的记忆图景，进入兴奋的状态。在这样的幻觉中，这些图景可能会席卷我们的整个意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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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领域的所谓精通，其实都是一种对该领域有旺盛求知欲的状态，外加能够降低自己期望值的习惯。无知之人会觉得一切都是大同小异的，生命也不过是本流水账而已。但在有一技之长的人看来，世间万物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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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萧伯纳先生所言，生命短暂如白驹过隙，人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内做到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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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有限的领域的专长容易助长我们的一个陋习，那就是使我们试图用刻板印象去理解一切；至于那些与刻板印象冲突的部分，则会遭到我们的认知和排斥，我们会对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若不格外留神，我们很容易就会将自己觉得熟悉的事物，熟悉用脑海中既存的概念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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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旦摇身变为成功的榜样，是不会时常反思自己是否已经踏上了经济学家或其他权威人士设定的成功路径的，更不会停下来追求更大成功的脚步，但失败者往往费尽思量。威廉·詹姆斯说：“人只能丰富自己对细节的认识，却甚少去进一步洞察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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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自己言之有理，双方均公布了大量统计数据，甚至发布秘闻轶事以揭露所谓的内部的、深入的、通观全局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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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刻板印象系统已完全固话，我们的注意力便会被吸引到那些能够支持这个系统的事实上去，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与该系统有矛盾的某些事实。所以，善良的人总能为善良找到理由，邪恶的人也总能为邪恶找到理由，这大抵皆因为我们的刻板印象系统会趋向于接受那些与自身相符的事实。“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这个形容真是十分贴切。正如菲利普·利特尔（Philip Littell）在一篇介绍杰出教授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若像无知阶层中的人那样去看待人生，那我们大概完全在刻板印象的主导下，不假思索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一切陌生的事实都将被我们的认知所排斥，一切事物之间的差异都会被心不在焉的眼睛所忽视。我们总是倾向于对那些符合自己哲学观的事实产生深刻印象，这一过程有时是刻意的，但大多数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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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处理任何唤醒了刻板印象的信息时，总是会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情绪。除非有意克制自己的偏见，否则我们不可能在判断眼前人是好是坏之前先对其仔细研究一番；我们会直接认定自己就是看了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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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就是这样去分辨事物的。我们在缺乏足够依据的情况下便得出结论。我们在做出判断时总是信心满满，认为依据不过是些唾手可得的东西而已。这样的判断过程缺少公正、善意和真实性，原因正在于依据的欠缺。不过，完全没有偏见、意见完全中立的人，在任何鼓励思考的文明中都是不太可能存在的，因为很难有建立在如此理想化状态上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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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不可避免得要在自己的脑海中存储一些既成的图景并因此怀疑有偏见；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品质则取决于其与神俱来的偏见是否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是指，一个人若对他人和异己的观点产生了较好的印象，那么他就能够对其生出好感，而不会因为他人和他人的观点不在自己的好感范畴之内就对其厌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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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套道德准则的核心，都存在一张对于人性的写照、一副有关世界的图景和一套关于历史的说辞。只有针对（这样被构思出来的）人性，在（这样想象出来的）世界中，基于（这样被理解的）历史，这套准则方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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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到科学影响的准则来说，概念仅被视为一种假设；而那些产生与过往经验或者凭空从意识深处构想出来的准侧，不会将概念看做需要加以证明或反驳的假设，而将其视作一种毋庸置疑的构想。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会对自己的信仰怀有谦逊的态度，因其深知无论什么信仰都注定是不确定的、有瑕疵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人是武断的，会将自己的信仰视为完美无瑕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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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话中绝不会包含对其自身的真实和虚假部分加以区分的批判性能力，因为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就必须承认任何人的观点都只是观点而已，没有什么观点可以至高无上、免受检验，任何观点都要言之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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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准则建立在关于事实的特定观点上，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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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准则往往基于对真实行为的预期，其产生的效果多半是：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某套准则，就会逐渐具备该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人性。
正因如此，对人性做出过于笼统的概括往往是很危险的。一位慈爱的父亲可能同时是一个刻薄的老板、一个活跃的市政改革者、一个掠夺成性的沙文主义者。他的家庭生活、商业生活、政治活动和对外政策遵照完全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在如何看待他人以及如何指导自己的行动方面奉行着截然不同的准则。人在不同生活领域的观念差异源自其所遵循的多个准则之间的差异，同一社交圈子中的人遵行的准则未必完全相同，不同的圈子、国家与种族各自遵行的准则往往判若云泥，而这般差异性发展到极致，就会形成不可通约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号称忠于同一信仰体系的人之间竟可能发生战争。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看待事物的观念就是其信仰的基本构成要素，而这些观念决定了他们将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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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道德体系皆建立于其本人所接纳的关于事实的观点之上。至于那些试图否定我们的道德判断以及我们的观点的人，我们会倾向于认定其是错误的、异己的、危险的。如此一来，又该如去解释他人的存在呢？持异见者的存在总是需要得到一个解释，而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他看到的是事实的另一个方面。然而我们始终回避这样的解释，这是我们本以为自己对生活有确定、完整的认识，而上述解释会动摇我们内心这块确信的基石。只有充分意识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我们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获得的经验，我们才能真正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宽厚以待。若不具备这样的习惯，我们就会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并认定一切对立的观点都居心叵测。这是因为，尽管人们愿意承认一个“问题”有两面性，但他们绝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认定为“事实”的观点也是有两面性的。除非长期接受批判性思维教育，否则人们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对于社会信息的解读是多么见解和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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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意见相左的人都仅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事实，一心针对事实构建自己的解释，那么他们之间便不可能形成坦诚、互信的关系。若某种观念模式在某些关键点上与他们的经验相符，他们也便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对事实的解释，而是直接将其当做事实本身。这套观念甚至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仅仅是在结论上迎合了他们的某段过往经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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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他人按照我们的指引去做却遭遇失败时，我们才会遭到质疑。当我们坚称自己正确却遭到对方的反对时，我们会将对方视为一个不安分的蠢货，对方则会让我们视为伪善的骗子。于是，我们开始将彼此描绘成某种形象。对方会为自己设置“罪过全在你，我没错”的立场，因此也就成了我们眼中格格不入、专搞破坏的家伙。无论如何，反对者的存在对我们的观念体系构成了干扰，兼此体系深植于我们的意识，且建立在不容辩驳的逻辑推演之上，故我们不得不在该体系中为反对者寻找一个位置。然而，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工业领域，人们都很少能心安理得地承认反对者只是看到了同一事实的不同侧面而已，因为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自己整个观念体系的动摇。
102
这种指控是应对反对意见的常见做法。
第十章 发现刻板印象
110
我们的头脑通常会被某种假定的时间观占据。一个人可能会将自己习以为常的规则视为永恒的标准；但对另一个人来说，这些规则则可能只是暂时的。地质学所理解的时间与生物学所理解的时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而最为复杂的是社会时间。政治家们需要考虑究竟是解燃眉之急还是为长远打算。有些决策必须要基于两个小时之内会出现的情况做出，而有些决策要考虑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乃至十年中的情况。有些决策是为了孩子长大成人后的打算，有些决策则要考虑孩子的孩子长大成人后的情况。智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能够根据事件的差异而区分不同的时间观。持错误的时间观念的人既有可能是一个好高骛远的空想家，也有可能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市侩。有了正确的价值尺度，我们就能对时间的相对性形成敏锐的感知。
113
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问题都会涉及如何对时间进行合适的裁量。
114
一切对于过往的认识，只要被冠以“历史上是正确的”或者“历史上是错误的”之名，通常都是不完全客观的。
115
我们在用历史事实作为论据时，必然会精心挑选某一特定的历史时间点去佐证自己在当下的时间观，从而证明自己对眼下问题的处置方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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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你若对某一个现代种族分支怀有好感，就会上溯到你们共同的种族源头，主张各分支有共同的主干；你若反感某个现代种族的分支，则会坚持认为人种的分支与分支之间是相互独立、毫无关联的，即所谓的分支实乃各自独立的主干。在前一种情形下，你强调的是分支相互区隔之后的阶段。最后，你会将符合自己所选择的那一立场的观点视为“真相”。
117
我们总想把未来描述成符合自己心意的样子，总想消除那些阻碍我们满足自己欲求的因素，总想加固那些为我们挡风遮雨的屏障。要避免这些倾向，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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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对舆论进行汇集和梳理时，需要观照的事实范围比个人目光所及的范围要大得多，需要考察的时间的范围也比个体所亲历的时间的范围大得多。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对不计其数的人、行动和事物进行描述和判断。我们需要总结和归纳，需要抽取样本，需要树立典型。
要在一个庞大的阶层中完成准确的抽样并非易事，难点在于对统计学知识的掌握。
119
我们往往抗拒外界对自己做出的种种限定。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感到困惑。我们若能安于外界对自己做出的限定，便可以轻松自如地对未来进行各种预判。
120
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假想，在此假想中，“有可能”被混淆成了“很可能”，“很可能”又进而被误认为“一定会”。詹姆斯将这一现象成为“置信阶梯”（faith ladder）。
121
对于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我们几乎总能找到能够证明其为真的论据，或能找到其他如我们一般对其信以为真的人。一旦找到了足够的事实去支撑自己的预期，我们便很难对这一事实进行足够的反思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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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味根据自己主观臆断的因果关系来行事，那么我们在对体量庞大的事实信息进行处理时就一定会受到先入之见的干扰，我们在权衡事实的过程中亦无法科学地抽取样本用于分析。
122
一个人的思想越是缺乏训练，就会越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同时自己关注到的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事物是如何引起自己注意的。我们已经了解到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既不顺畅也不确定。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深受刻板印象的影响，我们对于证据的选择和利用又受到自我辩护心理、威望、道德准则，不准确的时空概念以及不科学的抽昂方式等因素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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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需要牢记的是，除了这些认知能力的先天缺陷外，舆论还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在看待一系列在认知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刻板印象干扰的事物时，我们会将时间上的先后或并列关系等同于因果关系。
123
我们若对某件事怀有强烈的恶感，就会轻而易举地将这件事与其他我们厌恶或恐惧的事联系起来，并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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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感觉到位，随便什么事物之间都可以有关联，而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会对其内的荒诞色彩浑然不觉。自古已有的本能恐惧感与当前经历的恐惧感交织、融合，使各种令人恐惧的事彼此间都有了因果关系。
大体上，上述趋势会走向极端，人们会虚构出两个体系，所有的美好之事被归于一个体系，所有的丑恶之事被归于另一个体系。
第四部分 兴趣和利益
第十一章 兴趣的激发
127
在种种刻板印象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便是关于人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将人的本性视为无生命或集合性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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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对事物进行命名，再以此名称来代表自身对这些事物的整体印象。但是，无论怎样的命名方式都必然是漏洞百出的。旧的含义悄悄溜走，新的含义不期而至。想要保留名称的全部含义，就如同试着欢迎对事物的原始印象一样，十分费力。
128
然而，人性本身是模糊不清、摇摆不定的，想要牢牢记住它，必须借助一种有形的方式。因此，我们往往会将人性归并到自己脑海里的印象的名称中去，于是人性便又会通过有形的隐喻实现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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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像通过演讲、口号、戏剧、电影、漫画、小说、雕塑或绘画等手段将公共事务广而告之，就必须首先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若想引起人们的兴趣，则首先要将原始形象抽象化，再将抽象的东西具象化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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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非无所不在，又非无所不知，所以对于那些必须思考和谈论的事物，我们不可能全部亲力亲为；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无法靠词语名称和灰色的理论来维持生存；或许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称为艺术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根据抽象观念来绘出图画、演出戏剧、拍出卡通片。
129
然而，尽管直觉常常出奇地准确，但它有高度的隐私性，且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而社会交往所依靠的就是交流。一个人可以凭借准确的直觉极其优雅地驾驭自己的生活，可他若想让其他人也对这种直觉感同身受，则往往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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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需要众多人统一思想开展某个行动时，会发现最初的思想往往不够清晰；而只有当其变得生动形象、可触可感时，才能成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依据。不过，形象化的思想本身于我们而言并无意义。思想必须与我们的内在诉求相关方可起作用，除非其释放或阻碍、抑制或增强了我们的某一欲求，否则便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已。
131
若缺少了冲突性氛围的润色，与事件没什么直接关联的人便很难对其产生持续的兴趣。至于那些置身其中的人，就算事件没有引发争端，也会被一种真切的吸引力牢牢抓住，为行动本身所提供的纯粹乐趣以及微妙的竞争和创造活动所调动。反之，事不关己的人会以疏远的、浅表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绝不会轻易参与到行为之中。这件事的图景在与之无关的人眼中是模糊不清的，为了令此模糊不清的图景变得有意义，就必须吊起这些人对于斗争、悬念和胜利的胃口。
132
什么是真实感、现实主义？什么是美好、丑恶？什么是令人神往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永恒固定的答案，有的只是我们在刻板印象中固定下来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来源于过去的体验，并被套用于未来需要做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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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刻板印象的人，是那些先锋艺术家和评论家。
第十二章 关于私利的再思考
135 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的耳朵里，或许有着截然不同的版本。每个人都会从与他人不尽相同的角度进入这个故事，因为没有任何两个人的经历是完全相同的。人们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故事，将自己的感情渗透其中。
136
人们赋予故事何种特质，不仅取决于其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而且会受到某些更为粗略的分类标准的影响，包括才能、事业发展情况、事业发展的侧重点、情绪和心理紧张程度、在各种人生竞争中所处的地位等一系列人在先天或后天获得的个体体征。对于自己接触到的各类公共事务信息，无论是报刊新闻中的几行内容、几张照片、几则轶闻，还是自己的某些偶然经历，我们都会用头脑中业已形成的思维模式去加以思考，并在自己情绪的作用下做出反馈。我们不会认为自己的个人问题不过是更为宏大的社会环境的一个局部样本而已。相反，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定所谓的宏大社会环境其实是对自己个人故事的放大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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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宏观的层面切换到细节层面，你就会更容易看清：人在不同的事情上体现出的特质是无法一概而论的。每个人都会有若干个自我，这些自我的基本内核或许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的方面必然存在差异，没有人会在全部情境下表现完全一致。可能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或记忆的积累，人就会有所变化，毕竟人非草木。除时间外，环境的改变也会导致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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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是强调人的观点会受其“私利”的影响无济于事，因为这是句废话，没有说明任何问题，除非我们清楚所谓“私利”在特定情形下究竟在被众多自我中的哪一个所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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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对人的多重自我习以为常，且让自己尽量做到对此不予置评。我们深知自己在不同时刻遇到的同一个人纵然在肉体上依然如故，本质上却已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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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人判断自己身处一个聪明人的圈子内，他就会模仿其认为得体的性格，而这种模仿行为会对其举止、言行、话题选择和偏好起到调节作用。人生的许多喜剧感便产生于此。
141
只有当我们所处的环境正常且平静，即外界环境加诸我们的引导机制稳定运行时，我们才会对自身的某些性格特征浑然不觉。一旦意外因素出现，我们就会骤然产生对自我的新理解。
所有对我们施加过影响的人，都对我们构建自我的过程起了一定作用。这些被构建起来的自我，会指示我们在特定环境中应当怀有何种冲动，并规定冲动的强度和指向；而对于所谓的特定环境，我们早已预先学会了应该持有何种态度。人的经验有明显的种类，在某一类特定的经验中，人的某一种性格往往会占据控制地位，主导着其全部自我中的某些显露在外的部分。
142 只有在自己那一部分高尚的自我中，人才会拥有特定的行为模式、奉行特定的准则；而当其被迫在高尚自我的关照下去以某些低劣的形式行事时，内心深处的困惑感便接踵而至。
143
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令人能够以相应的品质去应对任何可能遭遇的状况。 145
麦克杜格尔先生继续指出，只有“处于核心部分的性格才具有稳定性。哪怕相应的本能已被激发，这部分性格在任何人身上、任何情形下才能保持一成不变”。无论认知的过程还是本身为达成本能所期望的目标而采取的实际行动，都是极其复杂的。换言之，人的恐惧感或许是一种本能，但一个人会对什么东西感到恐惧并且会采取何种躲避的行为，却不是与身俱来的，而由其经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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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一代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受到前一代人的局限性的影响，是前人造就的环境的继承者；可想而知，这其中的排列组合将是多么的丰富、无穷。
146
人总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至于如何去追求，却并非命中注定。因此，人类只要还能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就永远不会穷尽自己的创造力。
第五部分 公意的形成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
152
因此，多数意见的形成及运作机制，一直有待解释。对这一机制的飘忽不定的作用有着深刻印象的人将勒庞（LeBon）先生奉为先知，并且非常赞同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的概括——“所谓舆论，就是汇集了愚蠢、软弱、偏见、错误的感受、准确的感受、固执的观点和报纸文章的大杂烩。”
157
由此可见，对于人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事，不如干脆将其抹杀。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个并非所有人都能达成共识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假装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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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冲突在事实上难以抹杀，政治家却要追求表面的和谐时，对其公众发出的呼吁中便会充斥着蒙昧。一旦公共争论的关键议题呈现出模糊色彩，便往往意味着存在彼此相左的目标。
160
每当政党和报纸宣扬美国主义、进步主义、法律与秩序、正义、人性时，其实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企图，那就是将有分歧的各方的感情联系起来。若不使用这些象征符号，而是让大家来讨论具体的方案，那么最后一定会陷入势不两立的僵局。因为如果象征符号成功地创造出了团结的局面，那么感情就会在其牵引之下汇流、趋同，而不会再去批判性地审视某些方式是否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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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领导人或者利益集团，只要手中掌握了上述象征符号，就能最终控制时局。当然，也存在一定的限制。处于不同立场的人处于各取所需的目的，往往认为象征符号具备某种现实意义，若对其加以滥用，或过多地以象征符号为手法去排挤各种新的意志，象征符号体系就会崩溃。
第十四章 是或否
169
象征符号需要被置于特定情境中解读，因其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171
我们已经晓得象征符号的来源丰富多样，意义亦复杂多变，那么特定的象征符号是如何被植入特定的人的观念的呢？答案是：由另一个被视为“权威”的人植入的。如果植入得足够深，那么也许我们会后知后觉地将那位“植入者”称为权威人士；但在一般情况下，若我们觉得某些象征符号是贴切的或重要的，并对其加以接受，那通常是因为这些象征符号是由我们眼中那些合得来并且重要的人传递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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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将关于事实的正确解释与貌似合理的错误说辞混为一谈，因为两者看上去、听上去，并且在感觉上均十分相像。除非身处自己异常熟悉的为数不多的领域，否则我们无法在真实的解释和虚假的解释间做出选择，而只能在值得信任的解释和不值得信任的解释之间做出选择。
在理论上，无论对什么事物，我们都应该选择去相信那些最具权威性的专家的解释。然而，尽管选择专家比选择真理来得容易，但我们在实践中仍时常感觉无力。说实话，就连那些被当做某一领域专家的人，也往往搞不清究竟谁是该领域最权威的专家。
172
但是有一些人，尽管不是专家，我们也能够不假思索得对其加以信任，这些人包括父母、老师以及身边那些有本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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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对于某些人是很信任的，而这些人就成了我们将自身与未知领域相联系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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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宇宙中保持纯粹的独立性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若不能在实践中将万事万物视为理所应当，就理应甘于在平凡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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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最具独立性的一件事，就是在耐心倾听权威人士的解释后，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强化其权威性。
174
领袖的追随者并非出于对于领袖的“信任”才甘心称臣。也就是说，体制内那些没什么权势的人之所以选择忠于领袖，并非源于其对领袖的智慧做出了独立的判断。在等级的制度下，每一个人都依附于被自己高的阶层，同时掌控者依附于自己的更低的阶层。体制的凝聚力来源于一套特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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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往往可以同时追逐一系列的想法；而任何一个试图保持观念一致的群体在思考的时候，都不会仅仅纠结于“同意”或者“反对”这样的简单取舍。在等级制度下，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集体化的传统。做学徒的时候要向师傅学习，而师傅们当年也都是从学徒做起的。在任何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下，个体在等级系统内的地位变化都是极为缓慢的，这确保了某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和行为方式能够得以传承。
175
在布莱斯（Bryce）看来，“任何一个在立法机构或政府部门有过若干年工作经历的人，都会清晰的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是由数量极少的一小撮人所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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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如同一个同心圆，少数人居于中心，权力则随着圆周的不断扩大而逐渐趋弱化，处于最外端的便只有那些麻木不仁或事不关己的普罗大众。
176
体制之所以存在，并非因为人性的扭曲，而是源于任何群体都会有自己的观念，而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根本不会如想象那般水到渠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想要针对自己难以企及的领域有所行动，无疑是千难万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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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一旦采用了群体行动的方式，便也扼杀了构建、设计、协商或治理的可能性。
177
如果我们感到自己被卷入了事件，那么在明确获知自己所处的位置之前，我们无疑会对那种“空想”的状况深感不安。也就是说，只有在对事件本身有了足够的了解并自以为可以做出“是”或者“否”的判断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心安理得。
通常情况下，当很多人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时候，他们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这是因为每个人心目中存在的图景，都与他人心目中的图景有着莫可名状的差别。
178
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还会存在更多的协商和咨询的程序。但无论如何，有一个基本事实颠扑不破，那就是一小撮人往往代表大多数人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179
但是，必须认清一点：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想要做出任何决定，都不可避免地将大众意见进行简单化处理。
第十五章 领袖与普罗大众
181
所谓“追根究底”，其实就是用清晰的概念和坦率的陈述去追求人类的崇高目标，但其中并不包括对共同意志的简单维护。在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领袖看来“追根究底”都有可能对情感从个人向机制化的象征符号系统的转换过程造成破坏；他精准的意识到，这一状况造成的首要后果，便是由个人主义泛滥和斗争派系形成所导致的混乱。
182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自己是在自在、自足、自律的个体，那么我们受制于各色象征符号的种种现实便显得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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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并存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哪怕其中一种恰好是正确的）甚至比只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更危险，因为单一的错误观点只会导致一个糟糕的结果，而两方冲突则会导致分裂的惨剧。
184
所以，当普罗大众必须要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冲突的环境中写作的时候，对于团结和变通行为的维护通常很重要，哪怕采用的手段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象征符号就是干这个的：它模糊个人意图、掩饰歧视现象、遮蔽个人目标；在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同时，它亦强化了群体的意志，并在危急关头比任何其他方法都能更有效地增强群体内的凝聚力，以实际行动完成目标；它通过对个性加以压制来实现大规模的群体动员。从短期来看，象征符号是令大众克服其自身惰性的工具，既包括优柔寡断的惰性，也包括新机草率的惰性。唯如此，大众方得以亦步亦趋地跟着领袖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中前行。
186
政策只要不会对民众的私人习惯构成威胁，便通常会很快受到大家的欢迎，就如同滴酒不沾的人绝不可能反对禁酒令一样。
187
领袖们总是做出一副想百姓之所想、忧百姓之所忧的姿态。若他们内心深处真的对此深信不疑，那肯定是在自欺欺人。要说那么多老百姓会在心中同时想着一件事，无疑是天方夜谭。这并非因为大众不及领袖高瞻远瞩，而是源于思想这个东西是由有机体生发的，而大众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机体。
由于大众总是会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暗示，因此上述事实显得不那么清晰。大众所读的，不是纯粹的新闻，而是夹杂着对事件的性质做出种种暗示的新闻，这些暗示总是鼓励人们采取一些列行动。
188
大众在观念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令自己所见、所感的政策能够与自身最初的情感保持关联；这种关联最好是逻辑上的，实在不行，模拟式的或联想式的也可以。
因此，一项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初，往往需要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支持，正如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在其对布鲁图（Brutus）的追随者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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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切实可行的方案是不可能从用来拉拢感情的口号中提炼出来，口号和行动根本就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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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领袖或类似领袖角色并受到大众信赖的人，只要能够顺应并利用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象征符号，便往往能够令自己的意图的得到更好的实现，而无需耗费唇舌向人们解释自己的想法。
189
自然，若坐在权力宝座上的人能够更为博学和感性，若他们为了迎合流行情绪而付出了显而易见的努力，并切实解决了一些有可能招致大众不满的问题，只要他们在做事实，哪怕节奏有些慢，他们也不必担心自己会地位不保。除非领导集体接二连三地酿成大错，并表现出彻头彻尾的无能，否则老百姓根本不会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当然，宫廷变革和部门间的利益纠葛是另一回事。
190
坐在任何一个机构的领袖宝座上的人都有其与生俱来的优势：他们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信息，他们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籍和报纸，他们有资格参加重要的会议，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人物，他们有特定的职权。
191
事实证明，在于自己能力所及范围之外的世界打交道时，我们根本不能对体制、良知或自己那偶然出现、灵光一闪的观点有半分依赖之念。
第六部分 民主的图景
第十六章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196
这是由于，具有高度偶发性色彩的舆论乃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局部接触的产物，其来源于传统和个人利益。并且天然地就与建立在精准记录、指标体系、科学分析和比较方法基础上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人的心灵的某些特征，即决定了人们眼中哪些东西有趣、重要、亲切、私密或激动人心的那些特征，从一开始就会因直白而冷酷的舆论的存在而遭遇挫败。因此，除非在群体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确信感（conviction），使得偏见和直觉均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否则那些耗费了大量时间、金钱、劳力、心智和耐性，并以强势姿态运行的舆论，就一定能够在群体中产生显著的影响。所谓确信感的出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自省意识的强化。确信感的存在使我们对夸夸其谈的行为时刻保持警惕，且一旦自己也成了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就会从心底由衷发出对自己的鄙视之情。若非养成了在阅读、言谈和做决定的时候对舆论进行分析的习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去追求更有价值的观点；就算更有价值的观点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无动于衷。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丧失了对于政治观念试图操纵我们的各种新手段加以辨析和防御的能力。
197
不过似乎所有分析家都对民主思想能赋予人尊严这件事持怀疑态度，他们拒绝承认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同样理性、同样有教养、同样见多识广的；他们同时指出，人民时常是被愚弄的对象，总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切身利益究竟为何，所以民主制度并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
202
将人类事物纳入判断力范畴的可能性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政治思想的魔咒。当然，总是有很多人始终无法意识到注意力的范围才是政治学得以确立的主要前提。他们的观念是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极为有限并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是如何对一个人产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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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这些人仅仅是通过自己头脑中的有限图景去观察整个世界的。
第十七章 自足的社群
203
显而易见，在前文提到过的由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构成的群体中若不断发生摩擦，那么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这一判断的准确性至少得到了霍布斯的确认，他在《利维坦》（Leviathan）一书的一个著名段落中指出：“尽管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一个人与人之间彼此为敌的特殊时期，但自始至终，王权和其他形式的主权下的人都在为了各自的独立地位而彼此仇视、争论不休，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怒目相向……”
208
当民主主义者发现自己的想法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便会激动地跑到某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建立起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社会。他们的诉求同时折射出他们的狭隘。他们支持自治、自决和独立，但当他们谈论这些概念时，其实头脑中已经对其做出了严格的限定，那就是民主的字眼只属于那些自给自足的小群体。民主的行动范畴收到严格的限制。在受到保护的领域内，民主的目标在于实现自给自足并避免混乱。
第十八章 强力、委任以及特权的作用
215
革命领袖们并非如某些评论者所揣测的那样一味寻求各方面的利益均衡，因为那将使政府陷入僵局。相反，他们竭尽全力地让各方利益与阶级陷入僵局，这样政府才能自由地开展工作。麦迪逊写道：“在设计一套以层级制为特色的政府架构时，最主要困难是你必须首先确保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那些被统治者，然后才能去要求政府自我约束。”
224
即使是最聪明、最勤勉的议员，也不可能对于即将表决的议案的每一个细节都了然于胸。他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让自己在某一些领域有专长，而在其他领域听从他人的意见。
225
不过，还是存在着两种形态殊异的政府：一种是完全以恐吓手段迫使民众服从的政府，另一种则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搜集与分析之上的政府。后面这种形态的政府有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那就是“要令关于国家大环境的知识和国家发展的理性”为所有国民所了解。
第十九章 新瓶旧酒：基尔特社会主义
226
以往，一旦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群体之间的纷争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改革者便不得不在另外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要么选择罗马帝国的老路，以武力让斗争不休的部族老实下来，要么选择孤立主义，追求自治和自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选择自己从未亲历并了解最少的那个方案。
232
众所周知，手工作坊所能够“自治”的所谓纯粹的内部事务，其实只不过是些“一眼就能望到底”的小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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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先生称，那些经过层层推选并最终得以“同心协力”地“治理”作坊的代表，是经过货真价实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
233
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如果哪个政府真的按照上述原则来运行，那么最终的局面要么就是大家相互吹捧、粉饰太平，要么就是因各作坊纷争不断而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这是因为，尽管作坊内的工人可以对整个作坊的事物形成一种有实际意义的观点，但其关于作坊与大工厂、与行业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意志”，严重受制于其活动范围、头脑中的刻板印象，以及围绕着自我中心主义形成的私人利益。他们在作坊中的生活经验充其量只能令其了解到总体情况的某些断面。在作坊内部，工人得以对事物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这主要是源于其能够掌握关于核心事实的直接知识；可若他们坚持从自己在作坊内的生活经验出发区队自己无法窥见的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做出概括或判断的话，那么犯错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
234
民主机制最为独特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其赋予每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坦然形式投票权的权力；而所谓的“自身利益”，则来源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一机制在自足的群体中是完全适用的。然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或其代理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超越了直接经验的范畴。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不可能自发地就总体情况形成一致性的看法。因此，一个手工作坊中产生的关于其自身在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中的权力和义务的舆论，事实上是教育或宣传的产物，并不是从群体意识中自然生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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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手工作坊的基本利益远远无法涵盖整个行业的职能。职业、行业、地区乃至国家，其实都不是直接经验，而是概念（concept），是被想象、创造出来的。这些概念代代相传，最终为人所笃信。
235
“民主机制的精华就在于，人应该不厌其烦地计算他所感兴趣的智能。”此处，“兴趣”（interested）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你既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人卷入了（involved）一件事情（利益攸关），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人的心智被一件事所占据（occupied）。
第二十章 新的图景
240
我想，结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在环境报告机制和相关理念均处于缺位状态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在公共生活的真实情况与头脑中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整个舆论根本搞不清楚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因此最终真正能够做出决策的其实只有一小撮个人利益超越地方势力范围的特权阶层成员。这个特权阶层在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因其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并非全社会成员的共同财产，他们所拥有的地位也是公众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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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一种朴素的经验，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不过是人格中所包含的诸多利益中的一种而已。人类决定自身命运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但这种欲望也需要和其他同等强烈的欲望，如提升生活品质、追求和平、卸下负担等，保持协调一致才行。在民主理论的原初设想中，每个人对于自身意志的昭示将不仅会自然而然地满足其自我表达欲，而且能迎合其提升生活品质的欲望，这是因为一旦人的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其必然产生自我表达的需要。
241
在民主理论的原初设想中，每个人对于自身意志的昭示将不仅会自然而然地
第七章 报纸
第二十一章 作为购买者的公众
252
从发行类型上看，报纸可以分为两种：严肃报纸（质报）和大众报纸（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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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在于，由于报纸的读者极不情愿为其新闻付费，故只有将他们纳入发行量数字并以此吸引来制造业和商业的广告资金，报纸才能存活下去。而那些最具广告潜质的读者，当然就是那些消费力最强大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运转的新闻媒体，一定会竭尽所能取悦那些有购买力的公众。报纸的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些人的需求来展开的，因为离开了他们的支持，报纸便只能倒闭。因此，对于一张报纸来说，嘲弄某位广告主、攻击金融业或运输业的某些利益都不算什么要紧事，可一旦疏远了有购买力的公众，则一定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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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新闻业经济法则的关照下，那些能够依靠较为固定的忠实读者实现生存的报纸往往也是独立性较强的报纸。对于报纸来说，能够拥有一个无论报纸出的厚还是出得薄均对其不离不弃的稳定的读者群，就等于掌握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远非任何一个广告商可以抗衡，甚至能够击败广告商的联合体。
第二十二章 忠实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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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所有的行业里，一个人若想获得服务，往往需要通过特定的协议或契约来控制自己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肯能有的突发奇想。至少他也要为自己所得到的东西付钱。在期刊出版业，最接近契约的一种机制就是订阅制，即读者以提前付费的方式购买一个固定时段内出版的所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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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如果无刻的确对不同的报纸进行比较和鉴别的话，那么我们通常会较为青睐那些报道了与我们自身相关性更强的新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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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益攸关者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对一则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做出判断。在一则本地新闻报道中，若存在着利益冲突，编辑很有可能会听到有人批评他的报道失实或不公；不过，在非本地新闻领域，上述矫正机制的作用会随着被报道事件与读者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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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大城市，也有一些报纸在编辑工作中奉行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努力为读者提供他们所期望读到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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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白一点，那就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最令其感兴趣的事物永远是他自己；除此之外，他最关心的则是他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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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编辑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他们的事业成败取决于广告商加诸读者的间接收费模式，而报纸能否得到广告商的青睐则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聚拢一批有潜质的消费者。消费者往往凭自己的个人经验以及对事物的刻板式的期待来对报纸的品质做出判断，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绝对大多数新闻进行真正意义上品读的能力。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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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报纸上登的新闻自始至终都是些悬而未决的事件，那么新闻也就不能成为新闻了，而只是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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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事件具备了成为新闻报道对象的基本条件，那么在报道中还是可以存着足够的空间供不同的观点交流与碰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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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婚姻、出生、死亡、契约、失败、抵达、出发、案件、骚乱、疫情和灾难等事件才会成为新闻并广为人知。
因此，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面折射社会环境的镜子，而是对某些引人注意的情况加以记录的报告。新闻不会告诉你种子是如何在土壤中被培育的，却会将其破土而出的那个瞬间呈现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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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想要真正了解事件的关键所在，他就必须跳出自己狭隘的经验范畴，将目光投向那些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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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只关注那些引人注意的显著动向，而报纸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通常只能固守这一规律。这是因为：第一，将注意力集中与那些最具刻板印象色彩的状况对报纸来说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第二，有能力对自己的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事物做出精确观察的优秀记着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三，即使最优秀的记着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版面空间去系统性地阐述反常的观点并令读者接受；第四，对于报纸来说，迅速打动作为“衣食父母”的读者、令其对自己保持兴趣，甚至避免以不合时宜的报道方式去冒犯他们，是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经济问题；等等。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都会摆在面前，令其左右为难，于是他们最终往往会做出风险最小的选择，即只对毫无争议的事实进行报道，并竭尽全力令报道的内容迎合读者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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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任务是激发读者的情绪，是引导读者对自己所阅读的新闻产生认同感。如果一条新闻不能令读者为其中的冲突性元素所吸引，那么这条新闻就不可能攫取很多人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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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入”新闻，读者必须在其“剧情”中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切入点，而这一步骤正式通过刻板印象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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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遇上了那种有可能迫使报纸改变立场的新闻，最简便、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对其冷处理，甚至不予关注，即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令火焰自然熄灭。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相，以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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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最站得住脚的假设应该是：新闻和真相根本就是两回事，且我们必须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新闻的作用是就某一事件向公众发出信号，而真相的作用是将隐藏的事实置于聚光灯下，在不同的事实之间建立联系，并绘制出衣服令人可对其做出反应的显示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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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自己的弱点了解得越透彻，越有可能坦率地承认，既然世上根本没有对真相进行检验的客观标准，那么他自己的观点其实主要就是由自己心中既存的刻板印象建构出来的，这一建构的过程完全服膺于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利益。他很清楚，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主观的。他无法否认自己就是雪莱（Shelley）所说的“一座穹顶，镶满彩色玻璃，却玷污了不朽的白色光芒”。
通过这种方式，人的自信心得到了锤炼。他可能拥有各种德行和勇气，但他所缺乏的，是某种可以让自己始终保持确信感的特定手段，其实也就是将科学最终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那种手段——一套无懈可击的、能够赋予科学家的心智以对抗世界上所有权力的自由的方法论。只有掌握了这套方法论，科学家才能清晰地展开自己的论证，令客观的论据无可辩驳地置于传统智商，并最终打破一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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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的基础之上的。仅凭臆想中的“所有人的共识”，绝不可能对这样的世界进行有效的治理。
283
对于一切事物来说，除非其能够被清晰地命名、测量、赋形和具化，否则便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根本不可能变成新闻，要么沦为偏见的产物。
第八部分 情报工作的正规化
第二十五章 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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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无法通过实验室检测的方式来确保自己不出错，而一旦某个错误的社会科学理论被人们所采纳，其产生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说，社会科学更强调“责任”，却不具备自然科学的那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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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脱离教会的控制，原因便在于其创设了一套推演性的科学方法，而通过这套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千真万确、无可辩驳的。于是，自然科学家得以对自己充满自信，同时赢得了职业尊严，他们知道自己究竟在为何而战。所以，社会科学家也只有发明出类似的科学方法来，才能获得那种力量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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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情况是，决策者首先获得一些列事实，并据此做出决策；随后，社会科学家登场了，他们任务是度上述决策的明智与否做出判断。这种马后炮式的关系简直就是对“学术”这个好词的侮辱。正确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一位公道的专家搜集并整合一系列的事实提供给决策者，然后再对自己所整合的事实和自己认为合理的决策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帮助决策者做出最英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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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那些被决策者”召集”起来的实战型专家，成了引领社会科学迈进新时代的先驱。他们不但“卷入”了历史前进的车轮，而且从科学和决策两者间这种实用的新关系中获益良多：因为对科学的信仰，决策变得更为英明；因为理论在决策中得到了检验，人们更坚定了对科学的信仰。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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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出色的外交机构，一定是一个将信息收集和决策制定两个步骤截然分开的系统。世界大战中，英国驻海外使馆和英国外交总部总有一些人——无论是全职官员还是特派员——能够十分成功地去冷却那种无所不在的战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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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入戏太深并试图干预决策的专业人士，如上文这位大使，则很快会失去决策者的信任，其存在只不过让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不专业的“专家”而已。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在情感上卷入过深，他眼中便渐渐只能看到那些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从而对那些他“应当”看到的东西视而不见。他的使命，应当是将环境中不可见部分的呈现给决策者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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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可能在自己完全无法适应的环境中长期生存下去的。如果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话，他们往往会对环境进行重新认识，摒弃原来的一些想法并用理性去说服自己。不过，如果自始至终都有某种干扰性的力量令其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下述三种情况中的一种便会出现。他们可以继续我行我素，对各种干扰因素视而不见，但这样做的结果是过犹不及、反复受挫，最终悲剧收场。此外，他们还可以接受现实但拒绝妥协，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安。不过，我觉得最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况，即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对自己的行为方式做出调整，以适应更为宏大的新环境。
298 如果你是总统，在竞选期间，你尽可信誓旦旦表明自己将会勇敢地打破常规；可在面对“打破常规”所产生的后果时，你又会发现所有的荒唐决策其实都是在个人习惯、强大的利益诉求以及那些伪善的国会议员的影响下做出的。如果选择与整个体制为敌，那自然要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就像诗中所说的，你“一往无前上战场”，最终却只能“一缕香魂返故乡”。
299 较为妥帖的方法是，在现存的体制中寻找突破口，并将自己想要建立的新部门安插进去，同时令其产生的效果能够为别人清楚地看见。
302 基本上，世上并不存在能够对效率、生产力以及服务做出准确衡量的指标体系；而且，这些领域的竞争其实也并不怎么激烈。这是因为，高层次的动机和低层次的动机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差异，而是追求简明易懂的目标和追求含混暧昧的目标的差异。鼓励一个人去挣比他邻居更多的钱，他便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可鼓励一个人去更多地从事社会服务，他该确定哪些“服务”是“社会服务”呢？有检验方法吗？衡量标准又在哪儿呢？很简单，所谓的衡量标准，不过就是一种主观感受、一种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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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政府管理不透明的问题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大多数人都已经变得麻木不仁；而因麻木不仁，人们便又自然而然地以为政府管理其实比想象的简单。然而，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政府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含混不清、遮遮掩掩、缺乏透明度的。
307
当人们终于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往往能够发现更多的事实并“制造出”属于自己的智慧。若非如此，人们便只能龟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安于做头顶只有一小片天空的井底之蛙。这样的人，只会执迷于自己的偏见，永远无法拥有更大的格局。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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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哪位参与者站出来说，自己的理念是绝对正确的，完全不需要通过会议来讨论，那么他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因为在正常人的观念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正确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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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士对于行业纠纷的介入有独特的价值，这一价值并非体现在其通过制造舆论的方式来压制党派观点，而体现在其能够用科学的证据来消解人们的党派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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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重要的公共议题上，以及在重要程度不同的私人事务上，记忆和情感的脉络总是纠缠不清的。同一个字眼有可能传达出许多不同的观念。情感本应附着于观念图景之上，如今却被那些与观念图景在名义上具有相似性的概念所取代。在人的心灵最深处，存在一个由大量纯粹的声响（clang）、接触（contact）和演替（succession）构成的隐秘区域，其中既有情感纽带的偏移，也有词不达意的表述。我们在做梦、空想与癫狂的时候，即可窥见自己精神世界失序的一面，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是多么幼稚，以及在缺乏清醒的自我克制和外部约束的情况下，自己有可能做出些什么不理智的事。人的精神世界的混乱状况比一座布满灰尘的旧阁楼好不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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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心理治疗中，我们会发现人的记忆往往是一层裹着一层的，最原初的记忆甚至可以追溯至婴儿时代；这些记忆需要被理清和命名（named）才行。
“命名”这一机制，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与其说“工人正在承受残酷的剥削”，不如说“C群体和M群体而非X群体的工人的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标准”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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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名”，我们得以将不同的观点区隔开来，同时亦可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反思，这样我们的观点便会更具开放性，更易于接受新的资料所带来的新的信息和角度。这一机制深深嵌入我们的整个人格，并与我们的自我（ego）保持着某种同盟关系，成为一种能够在整个灵魂中得到折射的自省机制。只有在对一个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之后，我们才会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no longer me but that）。这样一来，我们的观点就被客观化了，也就与我们自身保持了不远不近的关系；其命运也不再与我们自身的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而是更多地与我们展开各种行动的外部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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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教育”才是终极的解决路径，教育的价值则取决于知识的进化情况。而我们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任然是极为匮乏，也极为不可靠的。总体上，我们对于社会只是的总结仍然缺乏系统性，无法为人的行动提供充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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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不同，我们如今已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偏见给他人带来了多少残忍的伤害。摧毁偏见绝非易事，因其余我们的自尊紧密相连；可一旦挺过了最初的疼痛，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便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解脱，获得一种高贵的自豪感。
第二十九章 诉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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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书没有盖棺论定的终章。逝者如斯，往事已矣，对于政治领域的英雄来说，未来才是自己应当注目的地方。所谓的终章，只不过是作者在感觉到已在不耐烦地低头看表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论述做一个了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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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试图在政治生活中诉诸理性，那么上文这个隐喻就会重演。这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故每当我们试图用理性的方法去应对它，就必定会遇上横亘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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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局面得以长期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人才有可能去遵循理性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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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的理性法则的稚嫩还体现为其无法预测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在人类行为中，即使是那些最不起眼的变量也往往能够导致极为显著的差异。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因在紧急关头坚持诉诸理性而受到他人的耻笑。
就算我们拥有了理性，心中也须明白，其发展和演进的速度永远落后于我们采取行动的速度。于是，在当下的政治学观念中，存在着一种基于以一种情况去取代另一种情况的趋势，人们往往连第一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未弄清，就做出了大量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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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项计划的实施效果都取决于实施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这是因为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执行项目所需的基本条件能否保持恒定不变。所以，一切脚踏实地且经验丰富的人都会充分考虑到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而且，只有这样做，他们才不会被视为投机分子、空想家、庸俗之辈以及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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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无法证实善意是一切矛盾的解药，也不能解释缘何仇恨、褊狭、怀疑、盲从、诡秘、恐惧和谎言这“七宗罪”从来都是舆论的死敌。我们只能去相信，若一味纵容这些偏激的行为和情绪，人类最终只能自食恶果；而只要诉诸理性，这些问题便都会迎刃而解。而且，若能形成某种超越自身所处的窘境和生活局限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算仍然持有偏见，这种偏见也是真诚的，与上面提到的那“七宗罪”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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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否定某些人曾经的某种做法，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乃至足够多的人偏要那样去做——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清醒的判断，而是受到了情绪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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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你目睹了过去十年间人类社会的一切罪愆，却始终未曾看清世界上那些活生生的人，未曾体验过心醉神迷、憧憬未来的时刻，那么，就连上帝也帮不了你。
（完）
